不久前，《中华读书报》发表一篇报道说，目前有关郭沫若的研究不景气，后继无人。这可能跟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也有关。以往对许多现代作家都有“过度阐释”的情况，如今冷下来，未尝不是一种纠偏。不过就郭沫若的研究而言，的确也有一些非学术性因素所引起的困扰。具体来说，牵涉到应如何做到知人论世以及对历史人物有同情的理解。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其实，当今在各种文学史中，在课堂上，对郭沫若的评价也还是很高，并相对稳定的。有一种学术界流行的“排座次”的说法，是鲁、郭、茅、巴、老、曹，不一定准确，但也可见对郭沫若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是相当高的。这大概属于“专业的读法”。而“非专业的读法”可能就不一样了。特别是当下的许多年轻人，对郭沫若其人其诗并不感兴趣，评价往往偏低。这种两极性的阅读现象本身，就值得研究。
就《女神》而言，其中许多诗的确写得太袒露、太散漫、太直，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代，不了解正是这种极端个人化的、粗糙的诗风，容易冲破传统的禁锢，引发叛逆的、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，容易释放五四当年“新人类”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，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《女神》的价值和那不可重复的时代审美特色。当然，由于郭沫若的部分诗作太贴近时代，而今事过境迁，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、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“气”，不再有“社会青春期”的特殊氛围，所以一般“非专业阅读”比较难进入《女神》的境界。如果文学史家能充分注意并引导读者去了解郭沫若《女神》创作的时代背景，读郭诗时能尽量想象和体味五四的氛围，就能较好理解郭诗如何适应“社会青春期”的精神需求，理解当时普遍的读者反映又如何参与并共同塑造了郭沫若和《女神》的“公众形象”，这大概也就能比较接近历史的和审美的视点，比较恰当地评价郭沫若其人其诗。
当然，当今许多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偏低，除了时代的隔膜，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对郭老的人格有偏见，少了解。
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政治人物，反感他的立场多变。然而如果由《女神》等作品的创作返观郭沫若的人格，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，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。
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，但也有凡庸的一面，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。惟其是天才，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会格外引人注目，人们容易苛求。在他的前期，主要是“五四”时期，天才表露多，几乎极至，是“至人”，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，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；三、四十年代以后，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，扭曲，凡庸就更突出。郭本质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，其天才也多表现于创作中；而当他转向从政时，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其尴尬，俗气。不能说从政＝庸俗，只是说扭曲了本性去从政（或从事别的事业）才容易表露凡庸，然而现今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，所以没有立体感。
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决定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质，如果说鲁迅像一座山，深稳崇峻，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，波涛汹涌，热情奔放。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，或文艺型，热情、冲动、活跃、多变是重要特点。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。他自己说，写《女神》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，他如同奔马，冲动得不得了，写完后如死海豚；灵感来时，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，浑身发烧发冷。这都证明，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。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、灵感、直觉的，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，并非做出来的。他还说，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，没有风的时候，便静止如一明镜，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，一有风的时候，便翻波涌浪起来，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。这风便是直觉、灵感。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，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。《女神》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，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，不一定深刻，却真切感人；虽然粗糙，却更显坦诚，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。
三十年代“革命文学”论争中，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，鲁迅反击时称郭为“才子＋流氓”，并鄙夷其所谓“创造气”。这当然带有论争的意气，但冷静地看，也还不失中肯，郭沫若的确富于“才子气”，浪漫，叛逆，爱独出心裁。如果再深入分析，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、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。郭小学毕业时经历过“考榜风波”，他本来在24名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，却被教师私下改定为第八，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，促成其叛逆的、破坏性的心理倾向。此外，“黑猫”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机，甚至想自杀，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，振作起来，并且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，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标。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，并不断地作为“情绪原型”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。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，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，并影响到创作。郭沫若很早熟，七八岁就发育了，性意识过早觉醒，所以很小就喜读浪漫主义作品，养成热情、敏感、多变的心性。另外，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炎，留下耳聋的后遗症，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，激发“超验”的想像力，类似的例子，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。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，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，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评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。
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也是多变的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没落。第一段是“五四”时期，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，以《女神》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，震醒了一代青年，充分展露个性并实现自我，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，充分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。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，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，这当时跟“五四”时期特定的时代氛围有关，那种宽松、自由、充满朝气的环境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。
第二个段落是三、四十年代，郭沫若变为“诗人———社会活动家”。由“文学革命”、“两个口号”论争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郭沫若常被其文名簇拥到政坛，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。他的创作告别了“五四”时期那种朝气，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清也衰落了。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，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、必要的，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、文艺型性格。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、性格不得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、束缚，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如《屈原》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，但总的来说，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。
第三个段落是祖国大陆解放后，郭身居高位，杂物缠身，虽仍不时动笔，但多为应制之作，艺术上多不足观。
综观郭沫若的一生，虽然前后期有很大变化，但郭主要以诗名世，是诗人、文人，并非政治家，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。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，应着眼于其诗，特别是《女神》等早期诗作。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，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，此“趋时”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，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，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，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，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接受的真实，这就很难能可贵了。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，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，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。我们应当承认，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，理解和珍惜《女神》等“五四”的文化遗产，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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